市领导出席助残日帮扶贫困残疾人活动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在共同坚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或道德伦理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也需要充满勇气去探索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法治和现代化道路。

并且，由于建构的共同体包含了建构的目的，而建构目的又必然是某个或全部个体愿景的反映。并且，共同体形成后，它仍然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状态，它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

显然，在价值意义上，全球正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远比联合国组织，能够得到更好的诠释，并因而容易为各国人民所接受。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只是价值共同体，那么，也就决定了它并不具有规范性作用，至多是对规范具有指导性作用。但是，由于同化与区别，既可以自生自发，也可以人为建构，从而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关系。工具共同体，以国家、联合国这类共同体为代表。根据哈耶克的说法，秩序有自生自发型，也有人造建构型。

建构的共同体内部的法律关系，我们可以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人类特有的东西之一是对社会的渴望，也就是对同类人的共同体的渴望。因此，救济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为权利提供一种恢复和补偿的机制。

就像有学者所讲，刑事程序的发展史，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发展史。（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的国家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口号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确立为普遍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并且规定在各国的宪法中。[1] 由此可见，法律援助最初从个人实施的小范围的道义、慈善行为，历经慈善救济阶段到人权保障阶段，最后向国家责任转化，再逐渐演变成公民的一项社会权利。与此相应的是，相对于国家责任而言，政府责任实质上只是一种执行责任，在考察如何运用国家权力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时，政府仅能承担其中的部分重要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

（二）人权保障下的国家责任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律师长期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法律服务，能够深刻理解社会大众的疾苦与呼声，善于思考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后者是指如果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说明国家没有能够信守诺言，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国家就有责任进行救济。约翰逊与布里德韦尔案件是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座里程碑，该案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从仅适用于涉嫌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涉嫌重罪的被指控人，但该规则并不完美，仅限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适用，并且也仅适用于那些犯有重罪的被告。诉讼中的权利，是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还有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国家，即国家源于契约。

（三）从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展延伸到国家责任 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拓宽，促使其从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人权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全面、有机的权利体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权利的总称。从国家司法机关来看，保障公民在诉讼过程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获得辩护权利，保证两造平等对抗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如上所述，早期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慈善行为，不是公民的权利，且更多地被当作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

[9] 孙文恺、李卫东：《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也就是说律师承担的是高于其自身目标，超出其个人利益的社会义务，如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

遗憾的是，政府所出台的政策或规定主要从微观层面针对法律援助运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却忽视了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明确定位，这也导致我国在法律层面缺乏法律援助制度规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始终缺乏法律依据。与某些国家不同的是，在我国，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认为是公平审判必需的基本权利。

随着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的拓宽，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其责任主体逐渐向国家转化。此外，从各类社会组织看，法律援助起源于律师和社会组织的慈善行为，律师和各类法援组织至今仍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政府责任限制了社会力量在法律援助中发挥力量的范围。[4] 贝茨诉布莱迪（Betts v.Brady），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以6比3的票数没能让免费提供律师帮助的义务扩展到各州法院。国家责任是由一个完整的国家系统所承担的责任，其责任主体是国家内设所有机构，是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等在内的集合体。即使在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美国，这一进程也是相当艰难的。国外律师界通常将律师从事公益服务界定为：Pro Bono，字面按照拉丁文，意为为了公共利益。

法律援助不限于政府或法院，处于刑事诉讼环节上的各个机关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包括通知、配合、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参政议政方面，律师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参与政府决策、担任法律顾问等。

我国将法律援助界定为政府责任，不仅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也不利于法律援助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因而应确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此，律师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就是在践行社会责任。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基于慈善应有的，就是基于法律而应得的的思想，试图将法律援助的慈善性质与穷人得到法律援助的基本权利相结合。这种努力旨在将法律援助发展成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让法律援助走向所谓的权利时代。

随后法律援助扩大到刑事案件，如1903年英国颁布《贫穷囚犯辩护法》（the Poor PrisonersDefence Act of 1993），1949年英国颁布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法》（Legal Advice and Assistance Act）不仅适用于极度贫穷的被告人，也适用于那些有物质基础又相对贫困的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法律扶贫，国家通过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帮助法律援助受援群体接受免费法律服务，通过努力实现司法平等，从而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我国律师的定位经历了从国家的身份到社会人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拓宽了律师服务领域，即达致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改变了律师提供责任的方式，律师对社会的公共利益承担一定的责任。律师职业具有公共性，公共性提倡律师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正义所负有的责任。

（二）律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决定其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 律师职业所属的法律职业的核心特点是公共服务，公正和公共福祉则是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职业的理想。70年代末，欧洲部长会议就法律援助发表了一项宣言，认为获得司法程序上的公正的权利是任何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郑重宣布法律援助再不能被看作的一种慈善行为，而应是整个社会的一项义务。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了使这一宪法规定付诸实现，美国是通过一系列的判决逐渐实现的。我国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具有双重性，既包括管理，也包括提供服务，该双重性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及职责定性都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统一，存在行政性质法律援助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法律援助机构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三类，这种局面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甚至某些设区的市内部所属各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也不尽相同，而不同的机构性质导致人员的入口、管理、待遇等方面的不同，影响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法律援助服务的供给能力。

在社会方面，律师履行社会责任多表现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和扩大就业，从事慈善事业，参与教学研究，发表著作和研究成果。尤其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强化，法律援助逐渐宪法化和国际化，各国纷纷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法律援助作出了规定。

现代文明的诉讼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被追诉人不再是受刑讯的诉讼客体，而成为诉讼的主体，他们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具有人格尊严。[12]但是这里指的是一种狭义的社会责任，即律师利用其独特的知识构成、法律技能，从事律师职业行为并以推动法治、提高公众对律师的信任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为指向的各种实践，或者虽以拓展业务或获取合法收益为目标，但客观达到提高公众对律师的信任与对法治的信仰的行为。法律援助是公民享有的公正审判的权利。由于目前《法律援助条例》主要是对司法行政部门在实施相应的法律援助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并未对诉讼的三大主体，即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的行为和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就造成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中滋生出衔接不当、协调配合失调的问题。

社会责任是律师社会角色的必然要求，律师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即律师服务的对象就是社会，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也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对律师、医生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冲突有轻微的，也有严重的，轻微表现在侵权等，严重就可能构成了犯罪，救济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2] 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诺。律师到底有无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或责任？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行为的约束。